韩星：释奠礼的政治文化意蕴及其现代意义
该书是前年应韩国中央政府邀请参加国际食品安全研讨会时在首尔书店购到的。
宪法学研究方法之辩（韩大元、高全喜、林来梵、陈端洪主讲，2012年12月5日于清华大学）。早期主张良性违宪的学者也清楚地意识到，深圳等经济特区出租的是土地使用权，也即一项权能的出租，但1982年宪法禁止的是土地的出租，也即全部权能的出租。
阿克曼的政治宪法观其实是对日常宪法观的补足而不是颠覆，旨在揭示被日常政治宪法观遮蔽的知识图景，阿克曼的政治宪法学与法律立宪主义并不构成互相反对的两极。绝对宪法由谁来捍卫呢？既然绝对宪法属决断的产物，施密特坚决反对由法院护宪，出于对魏玛时期德国羸弱政治的担忧，施密特主张由总统来保卫宪法，且不受任何节制。即便宪法规范做某种调适，也属宪法规范的某种正常变动，远谈不上革命，遑论制宪。制宪权问题，宪法序言经常是法解释学、规范法学的盲区，政治宪法学在这两个节点发力，颇有斩获。《德国宪法法院法》第十三条规定，联邦宪法法院有权裁判关于宣告政党违宪之案件，其实体法依据是《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政党依其目的及其党员之行为, 意图损害或废除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或意图危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存在者，为违宪。
[25] 【英】H.L.A.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作者关注的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使用权不能依法自由转让，致使农地在进入市场交易之前必须首先经过政府征收转化为国有土地。而且作出共同负责的规定虽属一般规定，但这是新规定，因此不会违背特别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导致法律法规的冲突。
这种衔接与政府自身责任衔接不同，同体责任衔接关注的是职责的更好履行，异体责任衔接关注的是责任如何合理分担而不至于发生事故后无法确定责任。[3]本表中使用次数指设定意义上的使用，如设定职责或职权。再如，第五十三条规定，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发布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而且对这种发布的法定要求是统一、准确、及时。二、建立突发事件信息权威发布制度。
如果政府事先没有准备，在预警阶段组织技术人员和专家学者的任务就难以完成，所以政府这一责任的实现就依赖于政府此前的准备责任。有关单位的责任规定主要体现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五十六、六十四条，与政府责任规定关联甚大的是第六十四条。
鉴于突发事件应对是一种过程应对，过程性非常明显，为保证每一阶段应对工作有效开展，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规定了每一阶段应对工作的重点，并为工作任务的承担者设置了相应的责任。[19]因此，如果某种行为的确能够有效提高突发事件的预防和控制力，为此行为设定法律责任就是合理的。二、政府应当建立突发事件信息权威发布制度，以整合突发事件应对的诸如公布危险源和危险区域、采取的措施、应对的建议忠告、调查结果，发布预警警报、预测信息、评估结果、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等需要。【注释】[1]谷安良：《立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如第二十六条有关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的规定，将政府部门应当建立专业救援队伍的职责设定为可以，而将单位的职责设定为应当，这与本法关于责任的整体偏向是相悖的[4]，而且，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重要性至少不能以可以来设定[5]，这一规定极可能导致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组建的结果，与《突发事件应对法》注重事先预防的立法目的不太协调。为此，在法律实施不到两年后，国务院就于2009年将《突发事件应对法》修订工作纳入立法工作计划(国办发【2009】2号)。如果团体和个人不作为或拒绝作为，放任事态的发展，导致事态扩大造成恶劣影响，法律予以责任追究是必要的，但现行《突发事件应对法》对这类责任主体并未设定任何法律责任，其结果可能就是：有控制能力者知情不报，不利于突发事件的预防。当然，各类应急知识可以全面普及，应急演练应考虑地域差异有计划地进行，但必须有制裁措施予以保障。
[5]事实上，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比综合性救援队伍建设更重要，现实发生的很多事件都需要专业人士的参与。事实上，涉及两个行政区域的突发事件一般不是县级人民政府能独自解决了的，如果发生涉及两个省的突发事件，通常要上报国务院并由其统一协调应对。
而应当更多表现出的是情理使然，更少禁止的意味，公民按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治理念遵照法律行事时会更多一份行动的自由。[17]事实上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协同应对职责的突发事件就根本不需要地方政府配合和支持，因为这些事项是国务院银监部门和期货管理部门职责事项，以及药监部门处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生产的事项。
三、纠纷可能会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危害社会安全。而社会安全事件，尤其是基层的安全事件往往表现出群体性，最容易知悉这类事件可能发生的主体是个体公民和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虽然第三十八条也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报告获悉的信息，但第二十一条仅规定居委会和村委会应当及时调解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纠纷，如果法律不授权县级政府可以在突发事件问题上赋予这些基层组织以一定职责(仅仅在报告问题上的有限的责任)，那么，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即使能实现，恐怕社会安全事件也已发生很久了。其次，法律之所以没有规定制裁措施，是因为不履行这些职责一般不会导致突发事件产生和害结果，它们只是采取预防措施、及时发布警报、及时采取措施、处置得当这些与突发事件应对直接相关的强制性责任要求的前置责任[12]，因而立法技术上不容易(或许立法者就认为没必要)同时设定强制性规定。其次，根据法律经济学的分析，引发法律课责的不是对过去的行为和后果的责任，而是避免将来低效率的后果、将来达到高效率的结果的能力。又如，第四十六条规定，对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的社会安全事件，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及主管部门是向上一级政府及主管部门报告的法定机关。[2]李步云主编：《立法法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第三，这些职责性的义务可以通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应急预案体系事先解决，并可通过行政检查措施加以落实。而以应当来设定公民、法人等主体的义务，则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思想，按责罚相当原则适用法律时，有利于对私权利的保护。
为了充分发挥《突发事件应对法》在责任追究方面的作用，有必要修改完善相关条款。因此，规定特定控制能力者的特定责任是非常必要的，至于还有哪些情况需要如此对待，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所以，实现政府责任与有关单位责任的衔接十分必要。从上表可知，具体责任规定有70%都是以应当来设定的，而这些责任的设定有近六成是指向政府的。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可以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急处置措施也有上述类似的问题，应急处置措施当然可允许选择，实际情况不同，可采取的措施就应该不同，或者一词就是表达这一含义的，但用可以来设定就可能会导致该选择的措施没选，不该选择的却选了，因为以可以来设定，就将选择的自由交给了政府，如果政府官员决策到底采取哪些措施时避重就轻，就有可能导致因处置措施不当而延误事件的处置与救援，这也不利于实现《突发事件应对法》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的立法目的。[7]也就是说，从语义学角度，必须比应当更强调行为的必要性。预期责任和过去责任的衔接问题。因为要提高全民族应急意识，关键要看学校教育。
[7]杜永道：‘必须跟‘应当用法有何不同，《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2月14日。对于实际上需要共同负责的情形，建议将第七条第四款修改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的，从其规定。
无违法事实情况下，有关单位应承担严格责任。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责任呢？首先，有关单位无违法事实，虽有损害后果，但不能追究法律责任。
为此，建议增加政府两项责任：一、政府应当事先组建与突发事件有关的包括技术人员和专家、学者在内的团队，并将之用于突发事件分析、评估、咨询、培训等各项活动。与属地管理可能形成冲突的另一种情形体现在第七条第四款的规定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的，从其规定。
[2]根据这种分类，对《突发事件应对法》所有条款中这些用语的使用频次作如下统计[3]：将上表中五类法律用语的语气强弱作个排序，应该是：禁止最强，其次是不得，必须、应当次之，可以最弱。其对各个主体的应对责任已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责任规定刚性不够、部分责任的规定不够周延、责任主体有所缺失等问题，影响了该法的实施效果。责任规定不够周延政府责任衔接问题。可以这类用语一般用于设定权利、职权，而禁止、不得用于设定禁止性规范，应当、必须则用于设定义务和职责。
为此，建议：将以可以设定的有关规定政府职权的条款，根据设定内容的重要程度提升至应当或必须的高度。对其应为之事而不为，就具有了伦理上的可谴责性，无论这一主体的行为是否产生了后果，法律课责就具备了必要的前提
内容提要: 法国行政合同紧急诉讼（ Le référé en matière de passation de contrats et marchés）制度源于欧盟的1989年12月21日指令和1992年2月25日指令,之后,2007年12月11日指令又对该制度进行了完善。[10]，为了实现对上述主体的保护，指令对救济制度的权力做了如下配置：首先，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
而为了实现该充分竞争，就需要通过公开透明制度和强制竞争制度来约束采购人，同时赋予所有潜在供应商有效的救济制度纠正采购人对上述义务的违反，并给予赔偿或补偿。缔约程序的短促性要求对上述的违法行为进行紧急的处理。